語言演化出乎意料的大轉

■ 語言學對於不同語言何以有著看起來類似的結構,尚未有定論。但一項新研究發現,與其說那是腦部結構造成的,不如說是受文化影響。

語言學家的傳統實驗室。

編譯 ∣ 汪芃

大家普遍認為所有人類語言都以類似的方式演化,縱使地區和文化有別,但都依循相同的演化途徑,或許反映出人類的腦部擁有共通的語言結構。但最近有一項針對世界上主要語系數千年資料的大型分析指出,事實並非如此。

這項研究發現,各語言演化的途徑似乎錯綜複雜、各異其趣,受到神經構造的影響較小,受文化環境影響反而大。假使我們的心智確實會影響語言的演化,那影響的層面也應該比學者原先想像的更深層且微妙。

這項研究發表在四月14日的《自然》(Nature)期刊上,其中一位作者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(Max Planck Institute)的演化語言學家鄧恩(Michael Dunn)。鄧恩表示:「了解人類的認知和心智形成方式非常非常重要。這份研究顯示,人類心智不像是配備了語言處理器的電腦般簡單,分析結果指出,語言產生的過程其實複雜得多。」

世上語言究竟如何出現,並隨著人類歷史演進而改變,大家對這些問題始終興味盎然,畢竟語言是最有力的社交工具,大家無論想分享、想合作,或是分工、擬定計畫、保存知識、說故事等,都得仰賴語言,總歸一句,人類能成為複雜巧妙的社群動物,都是語言的功勞。

本次研究中所分析語言的起源分布圖。(圖片提供:Russell Gray)

以語言學家喬姆斯基(Noam Chomsky)為首的一派學說認為,語言是人類腦中一組專門構造的產物,就像一套開關,每道開關都各自對應不同的文法、句法及語言結構形式。

這套說法可以解釋為何世上的語言是有限的。你可以想像,假使語言的動詞可隨機變化,理論上全世界可以有無限多種語言,但事實卻非如此;喬姆斯基的學說便能解釋,這是因為人腦已演化為只能容納一組數量有限的、普世共通的開關。

已故的比較語言學大師格林伯格(Joseph Greenberg)亦認為人類之間有一套有限的語言通則,他還用實證方式將語言的共通特徵條列成表。格林伯格並未提到神經語言學的層面,但他的學說仍與喬姆斯基有相同之處:兩派都認為語言有通則。

例如,若你講的語言結構是主詞─動詞─受詞,好比「我踢球」,那你很可能會使用前置詞(prepositions,即我們所熟知的介系詞),如「過柵欄」的「過」;但若你講的語言結構是主詞─受詞─動詞,例如「我把球踢到」,那你應該就會使用後置詞(postpositions),例如「柵欄外」的「外」。以上就是一個語言通則的例子。

鄧恩指出:「這兩派觀點的說法是,語言會依循相同的演化規則,不管是什麼語言,隸屬什麼語系,只要有兩項語言特徵在結構上彼此相扣,那這兩項特徵的關聯,在世上所有語言之間應該都是一樣的。」

鄧恩和紐西蘭奧克蘭大學(University of Auckland)計算語言學家葛雷(Russell Gray),起初便打算測試上述的說法。

然而兩人與早期語言學家不同之處在於,他們現在已可使用強大的運算工具,能計算出資料間最可能的關聯性。這樣的運算工具在演化生物學中十分常見,可以在解讀基因之後,用來製作後代演化樹(evolutionary trees);但只要是會隨著時間改變的事物,其實都可以用運算工具來分析,語言當然也是。

世上最為人所熟知的語族包含南島語系(Austronesian)、印歐語系(Indo-European)、班圖語支(Bantu)、猶他-阿茲特克語系(Uto-Aztecan)等,在這項新研究中,鄧恩和葛雷率領研究小組,為上述語族中的八種語序特徵製作演化樹。人類語言共有約7,000種,而這些語族就囊括超過三分之一,歷史橫跨數千年,鄧恩和葛雷說,如果語言通則的趨勢確實存在,應能從分析中看出來,因為每個語系應該都會循類似的軌跡演化。

但研究結果卻非如此。

鄧恩說:「我們發現每種語系都根據各自的一套規則演化,其中有些規則相似,但沒有完全相同的地方。從演化過程的角度來看,這其中的多樣性,比大家原先預想的要大得多。」

語言規則歧異的範例(圖片/Nature)

上圖就是一個規則歧異的典型範例。有些南島語系語言和印歐語系語言,一開始使用前置詞和受詞─動詞結構(「過柵欄」、「把球踢」),而後來都發展成使用前置詞和動詞─受詞(「過柵欄」、「踢球」)的結構,這個趨勢便符合通則的說法。

然而有另一些南島語系和印歐語系語言,原先使用後置詞和動詞─受詞結構,這些語言演化的方向卻不同;其中的南島語系語言開始演化為使用前置詞和動詞─受詞結構(「過柵欄」、「踢球」),而其中的印歐語系語言卻朝後置詞和受詞─動詞結構(「柵欄外」、「把球踢」)的方向發展。

像這樣把語句以圖解方式呈現,對於不習慣這種解讀方式的人來說,上述的差異或許令人看不出所以然,但總之重點是,這兩個語系演化的軌道恰恰相反了;其他有許多分析比對也出現相同情形。鄧恩表示:「但語系共通的特徵可說是最大的通則了。」

未參與本研究的演化語言學家裴格爾(Mark Pagel)指出:「從這份研究中可看出,語言演化的過程並不固定,而是彈性多變的,這讓我相信,語言並不只是許多參數開關產生的結果。」

因此,語言演化並非受一套簡單的腦部開關所引導,文化環境反而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;語言中的改變可能只是偶然,或是為了滿足一些我們目前還不知道的需求。但裴格爾說,不管原因為何,「說『柵欄外』和『把球踢』可能特別符合印歐語系民族的需求,但卻不符南島語系民族的需求。」

但裴格爾指出,通則仍然存在,儘管文化和環境會影響語言的演化過程,但演化的可能性仍是有限的。舉例來說,主詞、動詞和受詞有六種可能的排列組合方式,但所有語言中,有超過90%的語言都只使用「我踢球」和「我把球踢」這兩種組合,像「球我踢」這種語序結構,彷彿電影《星際大戰》中尤達大師會講的話,在世上的語言裡其實十分罕見,因此人類對於語言結構確實有特定偏好。

鄧恩表示:「語言間的共通之處比大家想像的還要幽微,必定來自更普遍的認知能力。」

語言演化究竟取決於哪些認知能力,這便是未來的研究方向。至於鄧恩團隊的下一個計畫,是針對其他語言特徵進行類似分析,期望找出更多演化差異,或是更深層的共通之處。

鄧恩說:「這可以應用到語言結構的每一個層次。」

研究出處:Evolved structure of language shows lineage-specific trends in word-order universalsNaturehttp://case.ntu.edu.tw/blog/?p=8709#more-87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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